博班：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前克罗地亚球星博班返回萨格勒布迪纳摩俱乐部，担任主席一职。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卫报》的独家访问，聊到了他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他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薄雾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使得这座建筑线条锐利的轮廓显得更加庄严。在对街的一幢楼中，博班正在解释他回归的原因。他和记者们坐在房间的一角，分享着墨鱼汁烩饭，这里现在是萨格勒布迪纳摩的用餐区。而在另一侧，正是这位达尔马提亚青年早年住宿的地方，他曾在这家俱乐部的青训系统中逐步成长。“从情感上而言，这是我人生中最浓重的一章，”博班凝视着熟悉的场景，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里？”

他的职业生涯遍布足球世界。在足球管理者的角色中，博班每一段经历都虽然短暂却十分出色。如果不是过去十年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重要职务时所做出的努力与发声，这项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他高调离开欧足联以来，外界总觉得这位有想法、坚持原则的人仍有更大的舞台可以施展。但实际上，他的世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既缩小又扩大：在苏黎世和尼翁那些职位带给他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消失，但没有任何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时刻处于公众的注视之下，面对接连不断的关注和质疑。

当天的报纸就是明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尖锐的批评铺天盖地。“人们常说耶稣是善良的，”他平静地说，“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善良，这是显而易见的，对吗？可他们依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又怎能避开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番话很符合博班的风格。六个月前，他强势归来，最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决心重塑这支他19岁就担任队长、34年前离开前往米兰效力的母队。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阴影中的俱乐部重获活力。而这项挑战，他不收取任何报酬。

“我一生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爱这座城市，爱我的国家，”他坚定地表示，“那么当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时，我怎么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在岛上晒晒太阳、看看海、钓钓鱼’呢？如果我拒绝，那就是背弃我一辈子所坚持的信念。”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描绘了他的愿景，也没有回避那些需要解决的难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决裂——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改提案非常不合适，该提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那时他公开批评了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直接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期的博班随AC米兰赢得了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进入管理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遭遇阻力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有遗憾吗？

“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一步，很抱歉事情会这样发展。”自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很好，和他的家人也很亲近。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也清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的道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考虑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孩子那样任性。我反复思考，给了自己时间，也给了别人理解的空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不是那次分歧，他可能还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AC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为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最终被迫辞职一样。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的情况？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他任职期间，这个曾经“惶恐不安、迷失方向的机构”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决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支持——他是该项目的核心推动者之一。

博班认为，很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现在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大不一样，”他说，接着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介入导致的时间损失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用“和平奖”表彰特朗普，借此“利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博班毫不客气。“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过于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人物和所有这些事情。”

“一开始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目标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心，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己和国际足联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起了反作用。国际足联不应成为一个政治组织，但他现在正把它推向这个方向，这是可悲的。”

“但这不能否定他之前做的所有好事，并不是因为我曾与他共事。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唐的事’把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这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情与斗志结合起来。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地说，“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就会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感动，但这样的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逐渐疏远的足球世界中站稳脚跟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许多核心权力人士都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少到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当前的世俱杯赛事形式，他忍不住批评道：“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地讨论着这些话题，其中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问题”——加时赛。让人不禁担心，这位能够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心动尝试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了暴力冲突，博班飞踹警察，从此成为民族英雄。与一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时刻，与我个人无关。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而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他收到国际足联邀请之前，博班就已经获得了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也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深入研究历史吧，”他说。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和今天的我们，有着同样的困惑、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拿起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尝试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是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自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