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在成都的茶馆做田野调查

许多人可能认为，研究成都，特别是近现代的成都，可用的材料应该非常丰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要梳理成都的城市发展脉络，探讨其治理、经济与政治变迁，确实能找到不少文献。然而，当我们试图深入城市的肌理，探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时，便会发现相关的记载其实相当匮乏。以成都著名的茶馆为例，若要研究十九世纪的茶馆，我能找到的主要材料只有寥寥数首《竹枝词》。进入二十世纪后，资料虽有所增加，但仍未达到理想的丰富程度。不过，自抗日战争开始，相关记录的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我在此想分享的是关于1949年之后成都茶馆的研究。对于改革开放前的茶馆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档案材料。而我的演讲将聚焦于1950年至2000年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相关的档案资料变得极为稀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档案本身留存不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档案尚未达到法定的开放期限。根据国家政策，档案是分批、按时间段逐步公开的。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现成的档案可供查阅。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茶馆》第二卷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我个人进行的田野调查，这也正是我今天要讲述的核心内容。

王笛进行题为“城市的田野——以成都茶馆考察为例”的演讲 李显杨摄

我想从一个在茶馆里发现的故事讲起。这个故事我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当我们反复造访同一家茶馆时，能够发掘出怎样的细节。

我第一次到访彭镇的观音阁老茶馆是在2015年。那时这家茶馆还不像现在这样广为人知，从成都市区打车过去大约需要四五十分钟。2015年秋天，我的茶馆实地考察工作已接近尾声，因为我的研究只写到2000年。但当时为了给书籍配图，我去了观音阁老茶馆，拍摄了大量照片，图1便是其中之一。

图1 彭镇观音阁老茶馆，2015年秋

图2 2019年夏

四年后的2019年夏天，我再次造访了那里。随后便是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整个2020年，我都在澳门。大约在秋天，我翻看2019年在观音阁老茶馆拍摄的一系列照片时，觉得其中一位老人（图2，右一）看起来非常面熟。于是，我找出了2015年秋天拍摄的照片逐一比对，果然发现了他（图1，前排左一）。我将他的面部特征放大仔细辨认，确信是同一人，还特意截图发给朋友帮忙确认。我有一位常去那家茶馆拍照的当地朋友，他也确认了这一点。这让我隐约感到其中可能有一段故事：时隔四年，两次拍摄都并非有意针对特定人物，只是随意抓拍，却意外地记录下了同一个人。

于是，我想回去寻找这位老人。但由于疫情限制，我无法从澳门返回内地，便委托四川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代为寻访。我详细说明了如何寻找、具体地点以及要询问的问题。幸运的是，这位同学第一次去就找到了这位老人。他还告诉我另一个发现：这位大爷姓甘，而与他相对而坐打牌的那位胡大爷（图3，右一）也出现在了我的照片里。我之前并未注意到胡大爷，是这位同学的提醒让我发现了这一点。随后，我通过线上方式进行了采访，包括采访了茶馆的老板。

图3 2020年秋

图4 2021年夏

2021年夏天，我终于能够返回内地。我立刻前往观音阁老茶馆，一眼就认出了甘大爷和胡大爷（图4）。我前后已去过这家茶馆八九次，每次都能见到他们两位。我们从未约定，却从未错过。每次到访，我都会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也从未让我失望，大多数时候都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即便偶尔不在同一桌，也必定在茶馆之内。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尤其是在日常生活时常被打断的特殊时期。他们对我一无所知，却成了我持续关注的对象。我采访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他们并不在意我的提问，回答也常常漫不经心，比起接受采访，他们更专注于手中的牌局。甚至当我告诉他们我曾采访过他们时，他们可能也回忆不起来了。

遇见他们，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让我开始思考：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一家茶馆、一个固定的空间是多么重要。他们在这里维持着每日的惯例：清晨起床，来到茶馆，与朋友相聚，度过一天。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由此，我总结出一个观点：日常本身，就是最宏大的叙事。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宏大的叙事必然与国家、民族、革命、改革等重大主题和历史转折点紧密相连。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普通人时，便会发现，即便是平凡如你我，努力维系日常生活的点滴，同样构成了一种不容小觑的宏大叙事。从政府和国家的视角来看，确保国家每日正常运转，保障人民能够稳定地维持日常生活，难道不是其最重要的职责吗？因此，日常即是最宏大的叙事。

照片中这个人原本是观音阁老茶馆的掺茶师傅，后来他自己创业，也在彭镇开了一家名为“张飞茶馆”的茶铺。当我给他拍照时，他立刻摆出了一个姿势，显得非常开朗。如今，他既是老板，也兼任掺茶师傅。

在我打算撰写关于茶馆的著作时，面临资料匮乏的困境。我想，如果能够搜集各种资料，并结合我自己的实地考察，写出一本涵盖百年茶馆历史的书，那将是非常令人满足的。在我看来，尽管茶馆在成都司空见惯，当地居民日日相见，但真正记录它们的人却很少，连成都本地人也少有记载。对茶馆进行记录的多是外来者，尤其是从北京、上海等地来到成都的人，他们往往带着批判的眼光，难以理解成都人为何能仅凭一杯茶就在茶馆里消磨一整天。我便这样零零散散地记录下这些观察。

对于写一本关于茶馆的书，我起初并没有太大信心，直到2000年前后，我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了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并非专门关于茶馆的独立卷宗，而是散见于警察局档案、同业公会档案、商业登记档案等多个类别中。但只要坚持不懈地深入挖掘，相关的资料就会不断浮现。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缺乏档案资料的时期，我只能像人类学家一样，走进“田野”进行调查。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将城市视为田野。当我们提到“田野”时，脑海中常常浮现的是像赵世瑜老师那样深入偏远山区或乡村的景象。而对我来说，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就是我的“田野”。

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调查方法。我不知道赵老师他们是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的，我最初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调查有些类似。茶馆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顾客和从业者。为此，我设计了一份问卷，内容涉及收入、年龄、性别以及顾客在茶馆停留的时间等问题。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放弃了这种做法。有一次，我坐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喝茶，遇到一群大学生正在做关于汽车的问卷调查。问题包括是否计划买车、打算买什么档次的车、最想购买的汽车品牌等。我当时对国内汽车市场一无所知，旁边喝茶的人也纷纷表示不懂，我不清楚他们是真不了解，还是单纯不想被打扰。学生们则说，他们每人每天需要完成50份问卷，请大家帮忙随便填一下。碍于情面，茶客们只好胡乱填写了事。

这件事促使我反思，我自己关于茶馆的问卷很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与其依赖他人，不如将获取可靠资料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我决定以一名普通茶客的身份，深入茶馆进行实地观察。

在进行考察时，我不携带录音设备，也不边聊天边做笔记。我只是作为一名寻常茶客，坐在茶馆里，与堂倌、老板以及其他茶客随意闲聊，话题天南地北。我的田野调查从1997年持续到2003年。那时，成都的茶馆绝大多数都是小茶铺，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陌生人也可以同桌而坐，这与现在的茶楼不同。如今的茶楼，即使你独自一人占据一张桌子，老板通常也不会安排其他人同坐，大家之间保持着界限、分寸和隐私。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只要坐下，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开始交谈。

这种交谈就是闲谈，话题走向完全随机。当然，其缺点是内容非常随意，缺乏中心，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获得什么，或者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当时的方法就是，将在茶馆里听到的、以及我与他人聊天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有时是聊天结束后，趁别人离开，我独自在笔记本上详细记述；如果白天没时间记录，我会在每天晚上，凭借记忆详尽地写下当日茶馆里的所见所闻。日积月累，便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如今再翻阅当时的记录，可以发现成都几乎完全变了模样。世纪之交，成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我后来写了一本名为《消失的古城》的书。城市本身并未消失，但作为一座古城，它的建筑、街区和格局已经彻底改变。虽然成都还在那里，但作为古城的它已然不复存在。我的记录（1997年至2003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成都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某条街道的原始样貌。我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诸如墙上的涂鸦等细节。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荡然无存。当时我觉得这些景象非常平常，记录时内心并无波澜。但二十多年后，当我再次翻看这些照片和记录时，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就在我们眼前，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完全改变了。我在那里出生、读书、长大、教书、工作，但现在回去却找不到熟悉的路。作为一个“老成都”，我已经不认识这座城市了。这在我内心引发了情感上的触动，让我思考该如何看待这座城市，如何看待一座古城的消逝。

我详细记录了茶馆里普通人的闲谈内容。这正是这份记录的珍贵之处，因为我从中发掘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当时的茶价，我去过的茶馆，茶价有1角钱的，也有5角、1元的。我还曾去过茶价高达28元的茶馆，1角与28元之间的差距巨大，既有极为高档的茶馆，也有相当简陋的茶馆。当时开设茶馆所需的资金投入，有的茶馆大概需要5000元到1万元的启动资金，这样一来，一个从农村来的农民工便可以在偏僻的小巷或小街，选择背街的位置开设一家小茶铺。一家人甚至能够以此为生，逐步在成都扎根立足，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大拆大建之后，如果没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投资，开设一家茶馆将变得极为困难。当时，外来移民在成都拥有诸多机遇，这些务工人员不仅限于参与房屋修建，茶馆中也聚集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者，如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师傅等，他们几乎都是外来人。

我也记录了茶馆里的人们都在聊些什么。在整理茶馆笔记时，我翻到了2003年7月3日那天的记录。当时我在一家小茶馆里。几位茶客正在热烈讨论当天凌晨法国队与意大利队的欧洲杯比赛。尽管我不关注足球，但听到他们的讨论，我还是记录了下来。他们提到，比赛初期是意大利队先入一球，并一直保持领先。结果在比赛最后30秒，法国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在加时赛中，法国队再进一球。几年前重新整理这些笔记时，我曾怀疑这段记录的准确性，但一经查证，发现我所记载的比赛过程与实际完全吻合。

我在茶馆里听到什么，就如实地记录下来，这可能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记录了服务员或者茶馆的茶客所经历的事情。例如，我曾记录过一位女服务员，她坐在那里与其他几位服务员闲聊，话题诸如“我儿子真是不争气，我给他买作业本的钱，他却拿去买饮料喝”之类，内容琐碎，表面上看似没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再来看，就会看到她所面临的家庭问题，小孩教育的问题。另外一个茶馆的女老板，她刚开了一个茶铺，我问她为什么要开茶铺，她说她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用政府给予的补偿金开设了一家茶馆。她提到她的女儿正在四川大学攻读本科，每年的花费相当大，以及女儿沉迷网吧的情况，包括在网吧的消费、餐饮费用以及宿舍开支等细节。她说如果不是经营这家茶馆，她将无法承担女儿读大学的各项费用。

以及在全民经商的浪潮中，每家茶馆内都设有公用电话。那时，公用电话的收费标准为3角钱3分钟，若通话超过3分钟则收费6角，超过6分钟则收费9角。这些具体的价格信息在笔记中均有详尽记录。

当然，笔记里还记录了普通人的经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曾坐在一家茶馆里，看到一位老人提着菜，慢慢走到茶馆门口，也不买茶，就坐在门口的桌边开始择菜。女老板就在旁边，既不要求她消费，也不嫌她占了座位。这位老人可能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把菜择好后就提着离开了。我们知道，对于小本生意来说，如果不消费，老板通常不愿意让人占用座位。但我观察到那位女老板似乎习以为常，既不轻视她，也不催促她，就让她坐在那里。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和谐与包容的关系。

我也观察到了老人对茶馆的依赖。我在茶馆里和老人聊天，有些退了休的老人，会坐在这里打牌。成都曾有一座文博大茶园。2003年，我在这里目睹了一个中老年团体在此高唱红歌、跳秧歌舞的情况。如今文博大茶园已不复存在。虽然大慈寺里面还有茶馆，但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因为大慈寺是文博单位，而原来的文博大茶园就占了三个殿，还有中间的天井。这里既然是文博单位，就不能再让茶馆占用古建筑。

成都有名的老人，像车辐、流沙河他们，过去在那里定期坐茶馆的。文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