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正热烈进行，“足球”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然而，备受瞩目的焦点却是拉美队伍正逐步将世界杯转变为美洲杯。在曾经的宗主国西班牙队以0:2输给前殖民地智利后，这支卫冕冠军成为本届赛事最早告别舞台的球队。有网友略带调侃地评论：从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美地区强盛了四百余年；而这次世界杯，西班牙队仅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胜负恩怨，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用优美文笔回忆了这项美丽运动——《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著名左翼人士以笔墨为武器，撰写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檄文将五百年间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地残酷的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自他们的富有；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文笔酣畅的经典著作，成为图书市场的“长青之作”，也被视为拉美左翼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有些“年迈糊涂”。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举办的巴西利亚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言论似乎流露出悔意。他坦言，“我原想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大变化，我自己也改变了许多。”那部作品“属于过去的年代”，“我无法再重读它，否则会感到眩晕。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派的文风过于沉重，我的身体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为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的多样性。直至今日，仍有人视多样性为威胁。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二十世纪后期至今的东亚繁荣为加莱亚诺的信念提供了反例，而二十一世纪初拉美商品繁荣带来的“黄金十年”，或许更让他感受到坚守原有立场的压力。实际上，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相比，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获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称赞的。这种转变的发生，或许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就曾忧郁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科技之神不说西班牙语”的状况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美民众也开始淡忘历史。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全球化表现出强烈热情，对前殖民主义造成的伤痛给予相当程度的宽容。这一现象的确令人惊讶，毕竟在思潮涌动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两大著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和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正面的，这一比例是持负面看法受访者的近五倍。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持积极态度。同时，2002年和2010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对八个拉美国家的民众访问后发现，在关于“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调查还显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欢迎：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面临的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出现，或许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激情的感叹号转为问号。这些过去和现在更多强调外部危险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转向内部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么意味深长的选址！），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不发达的原因。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这些因素已被证明不足为据。不过，相比之下，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普遍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然而吊诡的是，在亨廷顿所言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奉天主教。或许相比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也更深刻。“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不仅是产权、法治以及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因素，福山也强调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结果，而政治制度却难以改变。同样，频繁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也导致拉美的不发达，而这恰恰是制度的结果，因为其制度安排仅考虑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榨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说，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实现“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从发达状态重新滑落至不发达状态。这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兹会说，世界上存在四种国家类型：发达、不发达、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某种引力的作用——民粹主义的诱惑。1930年后，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和动荡的漩涡无法自拔。此后大部分时间，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四月份，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倡导者厄内斯特•拉克劳去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装备一个国家思想工厂”。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并非最受诱惑的国家。经过十年的增长，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仅与商品相关，而与技术、创新、效率无涉，进步似乎只是在此绕了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共市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仅为0.6%。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成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成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成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