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税改引抗议；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

哥伦比亚社会动荡：抗议不公与不平等的深化

2021年5月21日，原定由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合办的美洲杯足球赛发生变动：哥伦比亚不再担任本届赛事的主办方。这一体育消息背后反映出复杂的现实：哥伦比亚失去主办权不仅源于该国新一轮新冠疫情的严重扩散，也由于自4月底起，几乎与疫情同步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正在加剧整个国家的动荡局势。

自4月28日起，随着总统杜克宣布计划推出新的财政改革方案，拟提高税收同时缩减公共支出，哥伦比亚民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引爆。至5月3日，杜克宣布撤回原有改革草案，并表示将基于“政治共识”重新制定方案；财政部长也因此辞职。然而，这些举措并未平息街头抗议的浪潮，反而因杜克后续的强硬立场以及警方在应对示威过程中采取的暴力手段，激化了更深刻的社会矛盾。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当地民众持续进行示威抗议。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的税收改革发生在九年前，此后该国人口持续增长，但贫富差距也随之加剧。此外，虽然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达成了和平协议，但有组织犯罪率却开始上升；同时还需应对因国内政治危机而不断涌入的委内瑞拉难民——据报道难民数量高达180万。在这些压力之下，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进一步加剧了哥伦比亚的政治与社会困境：公共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去年实施的封锁措施给贫困家庭及普通民众的生计带来严重冲击。疫情期间，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70万，死亡人数逾7.5万。

推出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可能是哥伦比亚政府为维持国家财政平衡与国际信用评级所作的努力，但由此引发的抗议规模恐怕超出当局预期。在4月底至5月初的示威中，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罢工，众多货车司机停工，导致必需物资运输受阻。政府方面则有意淡化初期冲突的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在波哥大、麦德林等主要城市以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大量公共设施遭受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已造成19人死亡、800余人受伤。当局也多次强调抗议活动对正在恶化的疫情产生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以确保抗疫物资的运输。

然而截至目前，哥伦比亚的抗议活动仍未停止。全国范围的示威已持续近一个月，除了罢工之外，学生团体也加入罢课行列，并与工会等组织一同要求与政府展开对话。这些参与抗议的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不满足于总统撤回税改方案，而是呼吁当局提出进一步的改革计划，以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同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后者也被杜克归为此次抗议的起因之一。另一个促使抗议持续的原因，是警方对抗议者采取的暴力镇压手段，前总统桑托斯公开呼吁杜克就警察暴力问题承担相应责任。

据半岛新闻网引用观察人士观点，哥伦比亚此次全国性抗议源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这两者在疫情中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疫情也在持续冲击该国的社会与医疗体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随着抗议中警察暴力问题的浮现，预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将持续加深。

除了抗议者与警方的激烈冲突之外，这场全国性危机也揭示并加剧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平等——即该国的“阶级”分化。根据《卫报》报道，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其中城乡差距以及土著与非裔群体遭受忽视的现象尤为明显。表面上，反对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对当地土著居民同样是核心关切，因此也有部分土著人群加入和平示威，但所谓“市民”与“土著”之间的长期差异在持续示威中被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堵塞交通，并推动游行队伍向一个富人区前进，却在富人区附近遭遇另一批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随后更有据称来自富人区的武装人员向示威人群开枪。类似情形在当前的抗议活动中并不少见。随着当局将矛头指向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此前活跃于该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左翼游击武装，民众之间、特别是贫富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淡化，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也因此未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无论在种族、政治利益还是公共安全历史上，都被视为非“市民”群体。

一位在卡利大学工作的教师卡洛斯·冈萨雷斯指出，当局并未意识到当前抗议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城市中产阶级，而非农村游击武装。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哥伦比亚富裕阶层则将警察视为自身与国家的保护者，这也反映出该国社会矛盾与认知分歧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土著居民被污名化乃至遭受种族歧视并非新鲜事。至今，土著人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工作或参与农村游击活动，这进一步强化了哥伦比亚的社会分层。尽管土著人与城市中产阶级有着类似的政治诉求，即反对社会不公与有组织犯罪，但即使这些问题得到当局重视并得以解决，土著群体也未必能从中受益。

当前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了一种嵌套的恶性循环：长期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之外，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而示威抗议又反过来拖延了当局应对新一轮疫情的进程。5月20日，邻国巴拿马宣布将暂时关闭与哥伦比亚的边境，以防疫情扩散至本国。此前哥伦比亚曾宣布重开边境及两国航运，但近期疫情的恶化令巴拿马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面临的疫情仍在爆发，而当局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正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提出的或许不仅是一份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更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以安抚民众与这个长期遭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 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石油时代末期：沙特阿美的生存策略

5月初，自由撰稿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在独立媒体平台“东方二十一”发表评论文章，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最后坚守者”，分析了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如何在全球经济逐步脱碳的过程中持续获利，并致力于让沙特在石油时代末期保持领先地位。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去年9月空中客车公司发布的三款概念机型切入。新冠疫情给民航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促使空客启动了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目标在2035年推出首架“零排放”飞机。这家欧洲企业在宣传视频中展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氢动力飞机，其中包括采用翼身融合设计、可搭载200名乘客的机型。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减少碳足迹带来了希望，但“绿色氢”（通过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得）目前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难以脱碳的行业而言，石油仍然不可替代。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可能介于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在本十年内将其油气产量削减40%。石油输出国组织则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到1.09亿桶。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的过程中看到了继续从石油中获益的机遇：“我们认识到，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对加速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现实是，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因为在许多地区石油尚无理想替代品。”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在2021年3月发表了上述言论。这家被视为沙特经济命脉的石油巨头，供应全球十分之一的石油产量，并期望在未来五十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能够开采埋藏较浅的石油储备，这一优势使其生产成本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了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前提下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运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分析了沙特阿美推广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主张自己在石油时代末期扮演关键角色。这种“低碳”说辞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2018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占全球产量98%的90个国家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数据。文章得出结论：每桶沙特汽油在开采、处理和运输过程中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全球第二低。因此该公司宣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有望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总量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接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能源专家吉姆·克兰指出：“沙特阿美希望公布这些数据可以理解。这有助于塑造其良好形象，并使其能够声称，使用沙特石油产生的碳排放低于其他地区。”

通过强调“相对较低排放”的论述，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问题。研究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与环境约束的专家亚瑟·凯勒认为：“坚持走到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最后坚守者’策略是一种谬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玩火自焚。现在必须关注核心问题，即地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将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这种自私而固执的牟利行为更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所有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变得部分不宜居住，尤其在夏季。

卡斯特利耶继续分析指出，在全球减排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产能。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称，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尤其在本世纪末前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相较于工业化前），从目前到2040年，上市的主要油气公司必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之一，其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4.8%。然而，该公司反其道而行，计划将石油日产量提升至2.13亿桶，即比2020年4月创下的纪录再增加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而退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做法——该公司今年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这是全球首次此类交易，但这一华而不实的声明实际上掩盖了通过购买碳信用额来抵消100万吨碳排放的做法。这种做法受到批评，不仅因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也因它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少数几个拥有“强大杠杆”能力的国家之一，能够引导国际对话向彻底改变经济体系与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理想情况下——尽管所需的意识形态信念极高，以至于我像是在幻想——产油国联盟可以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烈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石油，以确保向尽可能脱碳、脱塑的文明过渡，那些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享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批评沙特阿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竭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受尊重的角色，但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却难以兑现其透明度承诺。该公司在上市文件中标榜的碳足迹实际被低估了多达50%，因其未将许多炼油厂和石化工厂的排放纳入计算。虽然公司承认错误，但仍拒绝将合资工厂纳入碳评估。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沙特商人萨利赫·奥马尔表示：“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像沙特阿美这样掌握沙特经济命脉的实体，我们不能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几家拒绝披露其Scope 3排放量的上市大型石油公司之一。（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分为直接排放Scope 1、基于电热或热能使用的间接排放Scope 2，以及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Scope 3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其他环节，包括运输、使用、废弃等。）这些排放通常占石油公司总排放量的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的4%。不过，海湾地区石油公司并非唯一缺乏透明度的企业。直到今年，美国埃克森美孚才首次公布了其Scope 3排放数据。

这些石油公司的做法使政府与工厂无法获得“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础数据，同时也影响公共健康。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说法，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有毒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最大工业来源”，被怀疑可能导致癌症与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写道，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异议声音的镇压，剥夺了公民要求沙特阿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此外，该地区各国政府对公众辩论的严格控制，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知。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尽管公众环保意识有所提高，但“相当一部分”人口仍处于“无知”状态。在18至24岁的年轻人中，近一半人表示从未听说过“碳足迹”一词，或不确定其含义。这种无知使沙特决策者无需面对棘手的辩论，也不必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最后坚守者”所需付出的人道代价。